保温板称重怎么计算容重

1933年9月，一个德国人来到了瑞金，博古（秦邦宪）向大家隆重推出了这位"盼望已久的军事顾问"，还给他取了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"李德"。

不久，博古和李德排挤朱德、刘伯承等人，红军在敌人步步为营下遭受重创，不得不离开根据地，进行战略大转移。

李德

奥托·布劳恩，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城郊伊斯玛宁小镇。

1917年，布劳恩参加了一战，战后返校读书。1919年，加入斯巴达克联盟，1921年被关5个月后越狱，1926年再次被捕，1928年再次越狱逃到苏联，第二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。

1931年6月，在顾顺章和向忠发的揭发下，上海租界巡警逮捕了住在四川路的牛兰夫妇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"牛兰事件"。所谓"牛兰"，是远东局情报官员雅可夫·马特耶维奇·鲁尼格的化名，他的夫人叫汪德利曾。

为了营救牛兰夫妇，苏军总参动用了"佐尔格小组"和"特科"，宋庆龄、罗曼·罗兰、高尔基、杜威等名人也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。佐尔格通过潘汉年找到了调查科的张冲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后敲定拿3万美元"买"牛兰狱中的手迹。

于是，苏方派两个人去送钱，其中一个就是奥托·布劳恩。

二战"第一特工"佐尔格

一种说法，苏方之所以选择奥托·布劳恩到中国来送钱，是因为他与王明熟悉，而在莫斯科的王明与上海的博古情同莫逆，同为"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"领头人。

到达上海将巨款交付远东局以后，另一个送钱使者返回了莫斯科。布劳恩被老熟人远东局的阿瑟·尤尔特留下，博古希望得到这位"军事人才"的帮助，请示苏联，得到回复是：布劳恩可以作为顾问，接受中国同志的领导。

博古

然而在博古的纵容下，布劳恩摇身一变成了"太上皇"。

博古等人给这位"洋顾问"太多特殊待遇：调来汀（州）连（城）分区司令员兼政委伍修权当翻译，总参谋长刘伯承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"李德"，即"姓李的德国人"；博古给李德找了个中国妻子萧月华，两人根本合不来，长征后分道扬镳。

如果说这都是细枝末节，我们最要命的"枪杆子"，也由博古拱手让给了李德。

主席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被排斥，但是朱德、刘伯承等人还是按照主席"诱敌深入"的战术成功打破第四次"围剿"。李德成为实际指挥者后，这一传统优势被摈弃。面对蒋氏军事顾问赛克特的"堡垒主义"加"保甲连坐"，李德应对以"堡垒对堡垒"加"短促出击"。

红军修了堡垒可是却守不住，等敌人攻下来稍加修理就成了自己的"堡垒"，这样拼消耗、赞助敌人的蠢事也只有李德能做得出来。更要命的是李德事无巨细都加以干涉，连机关枪、迫击炮的位置都在地图上标注出来，让总参谋长刘伯承大为光火：这样瞎指挥让基层怎么发挥？

刘伯承

红军高层对李德颇有微词，但是博古却丝毫不容置疑。

李德让林彪和彭德怀和敌人打对攻，让罗荣桓带人埋下地雷，差点错杀萧劲光。彭德怀骂他"崽卖爷田不心疼"，吓得伍修权不敢翻译；刘伯承多次反对，被李德讥讽"不像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"。

1934年10月，就在长征前，刘伯承与李德爆发冲突，博古、张闻天偏袒李德，将刘伯承降职为红五军团的参谋长。可是这位住大房子、吃鸡鸭鱼的"太上皇"到底挡不住敌军的四面围攻，红军8.6万人被迫向西进行战略大转移，至于到那里去，谁心里也没有底。

终于，三道封锁线红军减员2.2万人，湘江损失大半，到达遵义只剩下3万多一点。

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，张闻天转而支持主席重掌兵权，博古也被血淋淋的现实打脸，感到痛心，唯有李德对红军惨痛损失没有一点自责，还归咎于博古等人拿他当了"替罪羊"。

遵义会议会址

遵义会议以后，李德失去了指挥权，逐渐被边缘化。

权倾一时的"三人团"，张闻天成了书记，博古选择与毛、朱合作，而李德选择留在红军。索尔兹伯里《长征——前所未闻的故事》说："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，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。"

遵义会议之后，土城一战红军失利，三渡赤水鲁班场又没打好，林彪和一些指战员有了怨言，李德也不忘挖苦主席和刘伯承：一个村子就来回走了好几次，真不如和敌人硬碰硬干一场。

直到此时，李德的战争观念还停留在一战时期。但是随着红军四渡赤水，巧渡金沙江，强渡大渡河，飞夺泸定桥，这个刻板的德国人，从羡慕嫉妒恨转变到了真心服气。对主席的雄才大略，李德自愧不如五体投地。对伏龙芝的校友刘伯承，则一口一个"刘"叫得亲切。

随后，红军激战娄山关，过早地，爬雪山。1935年6月12日，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。此时的李德，已经真正被红军所折服，完全站在了主席一边。

一、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为一个"联合军事学校"，李德成了一个教员。当右路军北上到达巴西时，四方面军李特、黄超等人策马赶来，要求右路军南下配合左路军"打到成都吃大米"。

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李特也在苏联留过学，李德并不陌生。李德一下把李特从马上拉下来。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，李德要拉他去见主席，李特执意不去。最后，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在徐向前、陈昌浩率领下南下，红一的部队则由彭德怀保护主席迅速北上。

在陕北保安，李德曾接受了埃德加﹒斯诺的采访，此时的李德终于承认：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行得通，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战术，中国同志更有资格根据传统和经验来决定。

李德一边在抗大教学，一边请求张闻天向莫斯科请示，放他回苏。

在延安，李德结识了从上海参战抗战来到革命圣地的女演员李丽莲。李丽莲会讲英语，和李德沟通有优势，二人不久结婚。正当李德准备在中国常住的时候，莫斯科批准了他返回。

1939年8月，李德搭乘周公治病的飞机回莫斯科，李丽莲原本跟着一起走，可是没有护照签证，只好眼看着李德飞走了。李德只身回到苏联，到出版社工作。1949年，李德回到离开26年的故乡德国，后来还当了3年的东德作协书记。1974年8月，74岁的李德在东德去世。

晚年李德（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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